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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得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

“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

“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我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

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

“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

“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觉得她很洋气，因为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观点后，十分严肃地说：

“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

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同时骂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