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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那张纸片递过来。我接过。是一张戏票，慕尼黑国家剧院的，明天晚上八点，剧目是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座位在二楼前排包厢，视野绝佳。票面崭新，印刷精美，混合淡淡的油墨和男士古龙水的气味。

“戏票？”我看向她，“哪里来的？”

“今天下午你不在的时候，照相馆来了一位客人。霍夫曼先生的朋友，杜林·沃尔夫先生。他……他不常来，但偶尔会来和霍夫曼先生谈事情，基本上都是政治话题，有时候会顺便给店员带点小东西，糖果、或者说是电影票。”她顿了顿，“今天他给了霍夫曼先生几张戏票，霍夫曼先生就分给了我们。我想着你肯定喜欢看戏，而且是国家剧院，席勒的剧本！我就跟霍夫曼先生说，露娜今天休息，她也是店员，分一张给她吧。霍夫曼先生没反对。”

我捏着戏票。国家剧院，包厢票。这绝不是“顺便”的小礼物。糖果、电影票或许是，但包厢戏票的成本与这些截然不同。

“这位杜林·沃尔夫先生，他是做什么的？每次来都送东西吗？”

“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他好像很忙，来的次数不多，霍夫曼先生只说他是‘重要的朋友’。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总是很考究，通常是灰白色或深灰色的大衣，戴着帽子……哦，对了，他留着一种有点奇怪的胡子，不是络腮胡，也不是八字胡，就是嘴唇上方很整齐的一小撮，下巴刮得很干净。”她努力回忆着，“送东西倒也不是每次，但这两次都送了东西。半年前那次是电影票，三个月前是巧克力。霍夫曼先生说他‘很会做人’。”

“每次都是给所有店员？”

“嗯……差不多吧。他人看起来挺和气的，说话也礼貌。就是……就是眼神有点……怎么说呢，好像总是在打量什么，看人的时候会停顿一下，像是在估量。”

估量。这个词很精确。不是欣赏，不是好奇，是估量。如同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或者一个变量的潜在权重。

霍夫曼先生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者，他的“重要朋友”，在当下慕尼黑，身份指向性很强。即使不是党内要员，也极有可能是与之关系密切的商人、学者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频繁向照相馆店员赠送超出寻常社交礼节的小礼物，这种行为模式不自然。

可能是笼络人心，建立慷慨友善的形象，为更广泛的社交或政治网络铺垫；也可能是通过小恩小惠降低他人心防，便于观察或收集信息。

“你明天晚上有空吗？”爱娃问，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们一起去看吧？我还没坐过国家剧院的包厢呢！而且……我一个人去有点……”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她既向往又有些胆怯。

成本是一晚的时间，潜在的身份关联风险；收益是观察国家剧院观众的机会，维持与爱娃的良好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但我并不想碰到和霍夫曼先生谈论政治的客人。杜林·沃尔夫很忙，剧院出现在剧院里的概率极低，其他的客人也有自己的工作或是家庭，出现在剧院的概率并不高。

“好。”我将戏票放在书桌上，“明天晚上七点半，剧院门口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