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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进一步压缩民用，集中财力发展军工，当时强调的“非常时期国民生活方式”，还对居民特别提出几点强制要求：禁止人们相互送礼；禁止举行私务宴会；禁止穿奢华服装；禁止乱浪费，提倡国民将余钱用于储蓄。
而此时日本政府对居民每日配给的主食大米、大麦只有330克，普通人靠薯类等杂粮补充才避免挨饿，一些人已开始进入营养不良状态。
日本经济日益下滑，又进一步强调“节俭奉公”压缩民用经济。政府还以节省燃料为名，不许在家里洗澡，而只许到澡堂泡大池子。
为搜集金属，日本街头的铁质路灯座大都拆除换上木杆，警察还到各户搜罗铁质门把手一类，甚至每家只许留一口锅和一个铁桶。
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日本居民每日口粮配给降至300克，又降低20%，杂粮也难以搞到，黑市的食品价格又奇贵，普通日本人就此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日本当局以法西斯式手段勒紧老百姓裤腰带，民间怨声载道便压倒了欢呼之声。
日本本土军民虽在广播中只听到“赫赫战功”，看到的却是“战殁通知书”和归来伤兵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苦。
日军的供应也越来越差，海外部队大都奉命“自活”，即自己解决给养。战后据日本老兵回忆中国战场后期的情况：在外打仗的部队因能就地抢掠老百姓还大多能吃饱，后方医院得不到多少供应就只能喝稀粥，药品也没有多少，伤病兵进去大多是等死。
据很多人讲，日军医院中的死亡数已超过战场阵亡数，导致部队中的轻伤兵和病号大都不愿住院而硬要跟着行动，这样靠战友照顾还能有东西吃。
据中国的抗战老兵回忆，抗战初期，战场上的日军尸体脚上还有牛皮鞋，背囊中还会有中国兵少见的糖果、肉罐头、咸鱼干、压缩饼干和“战力面包”等。
到了抗战末期，战场上的鬼子尸体脚上穿的就是破胶鞋，背囊中只有就地抢来的干粮。日本进行持久的侵华战争，不得不一再扩编军队，人力的损耗也日益严重。
战时日本农业生产还主要靠手工劳动，工业自动化水平也低，生产同量的工业品和粮食需要大量人手。日本人力资源虽不算少，战争开始后却感到兵源不足，主要是原因是对关键性岗位的技术人员不能征用，战场上损失也越来越大。
这些说明日本的现状，而在39年以后，日本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随着战争的推移，日军总数增加到380万人，因不能征召技术工人，所以这一年就开始强征仅17岁的中学生。日本为“本土决战”进行总动员，征兵年限进一步放宽至16岁到45岁，身高要求降到1.46米。
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军部不但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动员，还将没有服役的全体国民都当成了战斗人员，包括从15至60岁的男人和17至45岁的女人共2800万人都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日本军部公然提出“一亿总玉碎”的口号，表示“决战”失败就要本土的7000万日本人和殖民统治下的3000万朝鲜人、中国台湾人一起去死。
看到这一丧心病狂又愚蠢透顶的口号，就连被称为“阴谋将军”、臭名昭著的田中隆吉少将都讥讽军部首脑说，查世界历史，从未有战至最后一人的民族。
物力和人力的巨大消灭，使日本在战争后期已经达到了国家破产的地步。1944年日本军费达到了全国国民收入的98.5%，从字面统计看等于把全国的收入都拿来打仗，若真是如此，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只能喝西北风了！
进入1945年，日本政府军费支出预算超过800亿日元，已多于国民产值1倍。事实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付出这么大比例的军费开支，因为毕竟国内还要维持军工和最低限度的生活，解决的办法只能靠举债或滥发钞票。
进入1944年以后，日本政府发行的公债已经没有什么人购买，因为民众剩余的积蓄要用于到黑市采购紧缺物资。
于是，日本当局除在占领区大肆掠夺，又采取通货膨胀解决财政支出，如1944年国内通货膨胀率已达125%以上，在占领区更是发行毫无信用的“军用票”。
战时日本职工工资又处于冻结状态，1944年的购买力只相当三年前的40%。进入1945年，日本通货膨胀率更急剧增长，更严重的问题是民众拿钱也买不到东西，生活用品的配给又严重不足，过去人称“金票”的日元进入狂贬期。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规定的汇率是300日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战前的1/100，政府却只按原币值归还公债，多数日本人一时几乎都成为赤贫，深深的尝到了侵略战争的苦果。
日本战败前夕，其国内大多数工厂因原料供应中断而停工，产量达不到正常需求的40%。管财政的官员称，如果再熬一个冬天，“国内只会剩下两种人——死人和濒死的人。‘一亿总玉碎’真要实现了！”天皇也清楚这一状况，在后来《终战诏书》中公开承认“若继续战争，势必造成我民族之毁灭。”靠战争掠夺起家的日本最终被打败，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纵观其走向衰落的节点，恰恰始自于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历史证明，中国这样的弱国对抗强敌，以坚持抗战拖住对手，把敌人最后拖得灯枯油尽，是高明的战略。中国的持久抗战同国际反法西斯盟国的作战相互配合，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无力再打下去，只能接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