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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还有，蒙文没有f，v等辅音。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比如，新创的字母T，D就必须同蒙语的相应字母类似，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太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最后，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实践中不断规范。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立刻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后世著名的陕西话“安红，我爱你”，在实际的发音中，安、我、爱三个字都要加后鼻音，成为“ngan-红，nge-ngai-你”。
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发音，比如陕西话的裤子，只发一个音“fer”，听起来和后世普通话的“粉儿”的第四声差不多。陕西话的“袄”，前面加后鼻音，后面加儿话音，读作“nger”。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是以L结尾的。
同样古怪的还有山西话。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拼写为“gda“和“gju”更合适。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孙一把这个小组的作用说得极高大上，解决汉字自古没有记录发音的创举啦，解决百姓不识字的大问题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啦……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通讯兵写蒙语有些吃力，用旗语表达这些代码很轻松。通讯兵们开始自己试着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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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北京话与普通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